“中美俄关系”这个提法，学界有争议。首先，当下中美俄三边关系是不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边对抗？我认为大不相同。其次，中美俄有“三边官方论坛”吗？有三方联接的经贸关系吗？有互相制约的专有国际协定吗？没有。但中美俄三方确实非常微妙、甚至引人关注地相互作用。无论中美俄之间的互动若即若离、时深时浅、有厌有喜，但对当下和今后国际大局都产生着深刻影响。“三边关系”实际上是国际史上的一个相当基本的范畴。无论任何双边、还是多边关系背后，都还有着作为“第三者”的一国或数国的影子。由此，谈三个问题。
冷战的教训
二十世纪的冷战有特定的三大要素
意识形态的高度对立，是冷战的一大特点。苏联体制无论优劣，是否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美欧模式是否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未必。所以，不能以此简单划线。
两极化集团结盟的划地为牢，是冷战另一特点。如当年的华约、北约。不光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必须保持高度一致，而且“非我族类”，“党同伐异”。
全球战略对抗的军事冒险，是第三特点。情境骇人听闻。如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10月下旬，当白宫接到中央情报局报告时：苏联已经连续几个月暗中在古巴部署了一批导弹基地，美国各大城市早已在导弹射程之内，虽说“冷战”不同于“热战”，但实际上毁灭性大战一触即发。不该忘却的是1969年珍宝岛危机。黑龙江边疆地区的老三届知青当年不少已换了装，剃了头，准备上前线。当时的边境陈兵百万，以战略武器为后盾。一旦酿成大战，将何等惨烈，更遑论改革开放进程，不知会被推迟多少年。
今天和冷战的局面相比，当然是有着很大差别。
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冷战时期最严重的正面对抗事件
从托克维尔预言看美苏争霸的特殊历史条件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早在1835年就预言：当其他国家受到限制、或者无所作为之时，唯有美俄两家，一个自东向西，一个自西向东，迅速扩张。两个版图急剧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兴大国，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
从这极具远见的叙述中，可以观察到美苏在二十世纪称霸的若干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当时不光要有实力和抱负、且也要有扩张的主客观可能空间与条件；第二，处于“高山之巅”的美国，和自诩为“第三罗马”的俄国，异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怀，这大大促使了后来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形成；第三，除了意识形态，作为海洋性地缘政治代表的美国，和作为大陆性地缘政治大国的俄国，前者的空间阻隔性与后者的空间连续性，形成了鲜明反差，成为深刻影响美苏争霸的自然动因；第四，二十世纪中期，美苏首先拥有核武库——无论是核威慑、还是核恐怖——这一因素又极大地推动了美苏称霸的全球对抗。
总之，并不是单一因素，而是长时间内形成的上述多种因素相互聚合而形成的历史格局，确实前无古人、后难有相似的来者。所以，历史还会简单重复这样的故事吗？这完全不是说，可以对未来突发性、大规模的国际冲突高枕无忧。一战，就是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但力量多极化趋势、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包括人们观念形态的巨大变化，使未来国际冲突很难再是上世纪冷战局面的复制。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合作”与“制衡”：大国关系中的常态
特朗普执政后，舆论关注中美俄关系的新走向。作为其中关键人物的基辛格，他曾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是中国人民老朋友；也策划过美苏缓和，乃“均衡外交的大师”。近年来，基辛格主张中美俄之间的合作与制衡，他断然否认了所谓向特朗普谏言“联俄制华”的传说。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泰勒的著作《六位总统与中国》提到，1968、1969年局势大变之际，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和中国、苏联都调整关系，两人当时的谋划是“从两边同时下注”。苏方反应迟迟未到，而毛泽东、周恩来则释放了愿意调整关系的信号，从“乒乓外交”开始，促成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
可见，国际变局之下，各方寻求大国间力量均衡，会是常态。我们既不为高速发展带来的荣耀所动，也不为纵横捭阖中的关系转换而感到意外；应从容应对，理性务实地经受国际变局的考验。
黑格尔曾说，人类应该记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从来不吸取教训。所以，冷战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要学会如何避免和化解重大冲突。
普京内政外交的转型与中俄美关系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进入政坛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最初几年，中俄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学习西方、合作西方。但是，亲身经历了1990年代俄罗斯的艰难转型，普京于2000年执政后，逐渐转向保守主义政治路线。
普京的“保守主义转向”：基于本国立场、尊重本国传统
2003年普京开始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了掌控国家能源命脉的最大私营企业家赫特尔考夫斯基，这被西方视为是对自由化、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2007年，普京在瓦尔代会上公开宣布：“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俄罗斯能源企业中最大的私人企业家、前尤格斯总裁赫特尔考夫斯基
我曾当面请教过他提出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含义。在他看来，第一，基于本国立场，第二，尊重本国传统，第三，也恪守人类文明的固有遗产，比如说，尊重宗教、热爱国家、保护家庭、关怀妇女和儿童等等；他说，现代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必须以传统来维系过去与未来间的稳固连接。他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不是开倒车、不是搞封闭。恰恰相反，我们所做的，和欧美和亚洲朋友们所曾经做过的，毫无二致。”然而，事实表明，这还是难以见容于欧美精英。
在普京眼中：地缘政治较之于意识形态，来得更为深刻
普京执政后的2001至2002年，曾多次试探能否有条件地加入北约，无果。相反北约、欧盟此后接连大规模东扩。2008年前后，美国企图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拉入北约，此乃格鲁吉亚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发生至今，乌克兰要求加入欧盟或北约的要求，一直是悬在俄罗斯头上的克利达摩斯剑。1990年代克林顿时期美国防长、作为当时决策者之一的威廉·佩瑞，曾经不无遗憾地回忆道，1990年代后的北约东扩过程中，西方在把东欧国家作为成员国同时，如果也更多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和感受，那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对抗局面。
普京多次说过，2002年美国单边退出反导条约，这是新世纪以来的美俄关系恶化的源头。以前还用对付伊朗作为掩饰，现在美国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反导部署，则毫不含糊地坚决加以推进。2018年底，特朗普公开表示准备退出中导条约。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在莫斯科时，称此举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中国。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国还是更多地希望通过在俄罗斯周边部署中短程导弹，特别是用于防卫“新欧洲”国家，以应对俄罗斯的强有力威慑。在2017年，慕尼黑安全峰会讲话十周年之际，俄罗斯专家们告诉我：看来，普京警告富于远见。
关键在于，即使意识形态转换后的俄罗斯，也并没有能避免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正因此，“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比起意识形态，来得更为深刻”——我曾几次听到普京这样总结他的心得。
探索危机中，同期发生的外交压力拉近了中俄距离
中俄关系在上世纪末以来的发展并非偶然。1989年中苏关系的恢复，首先来自于双方对冷战期间交恶历史相当深刻的反思。同时，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愿望，导致了19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当时双方确认互不对抗，互不以意识形态立场处理双边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了四十年的协商，中俄在新世纪初，彻底解决了两国政治边界问题，使两国从此能专心于国内建设。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为中俄在周边地区的合作稳定提供了坚实的铺垫。我当时参加过不少西方国家组织的国际会议，对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给予相当不错的正面评价。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俄两大国的举手投足，不可能不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世纪之交的科索沃危机，对俄罗斯来说，是美俄关系从冷战终结和解后急转直下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刻骨铭心。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有在这场危机期间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的切肤之痛。相似的同期压力拉近了中俄的距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俄联手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同一年，连曾将冷战结束视为“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体认到90年代转型的艰难，提出了加强国家建构是保证成功转型的关键的观点。值得关注的是，福山的观点只不过印证了正同步推进的中俄加强国家建构的实践。
2008年8月8日晚上，一方面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撼了世界舆论。而恰恰在同一天当晚，发生了格鲁吉亚战争。虽然，这两件事几乎毫不相干，但西方媒体立场大有偏颇，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刚当即就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表明“中俄威权主义轴心已经形成”。
2008年8月8日晚上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撼了世界舆论
此后若干年，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竞争，进一步逐渐转入地区。东亚有朝核危机、东南亚有南海纠纷，欧亚地区是格鲁吉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中东则有叙利亚战争。连绵不断的地区冲突的背后是什么？文明。尽管不同意亨廷顿“文明冲突”将是世界的主旋律，但从这十多年的进程来看，地区冲突至少经由文明背景的一系列较量而激化。作为非西方文明大国的中俄的求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高速增长中的中国，因能源价格提升而出现的“黄金十年”的俄罗斯，与面临危机挑战的欧美之间，仍然在探索和构建新型关系的过程中。一方面，上合组织的深化、金砖机制的建立；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治理平台由G7向G20转换。随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克里米亚危机，表明大国间博弈进入一个地缘政治经济竞争＋文明较量的新阶段。中国外交部表示：乌克兰危机源自于复杂的“历史经纬”。在处理大国间错综关系的进程中，中国越来越趋于成熟与稳健。
特朗普现象背后的西方文明观念的自我冲撞
现在中美俄三边关系碰到了“特朗普现象”,不能仅以个性问题来解释特朗普的作为。强调“美国第一”有其现实基础。特朗普旨在调整对俄关系，也并非没有道理。更为深刻的背景则犹如美国艺术史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赞所言，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中的一些关键性的西方观念，现在正出现自我碰撞。居民的流动和迁徙曾是美国移民国家的治国之道，但现在难民迁徙成了灾难；民主选举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创造，但接连不断的民粹政治家执政，正在引起忧虑；言论开放和以事实为根据，本来是西方文明的精粹，现在网络上言无不尽，但伴随着大量假新闻产生，真相难觅。
这些都对中美俄三边关系带来了挑战，但是也有着机遇。从长远看，抵制建制派过度意识形态的炒作，给人带来启示；从多边主义立场的大规模撤离，带来混乱，但也腾挪出调整的空间；基于民族国家立场的要价，底线清晰；包括在若干地区的合作姿态，并非不是建立稳定合作的机遇。
中美俄关系的当下和未来的走向
2018年，是中美俄三方关系演变进程中第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2018年的关键转变：美以中俄为主要对手、普京再任，十九大召开
这是美国官方文件把中俄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后的第一年，是普京第四任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也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后的谋篇布局的第一年。这三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标志着一个较长历史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带有过渡性，国际发展机遇期依然存在。但是，被美国视为主要对手后，中美之间抗争程度与频率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提升。这也是一个自19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中美关系大体上以“非敌非友”的定位发展以来，我们第一次触碰的实质性的重大战略变化。
世界近代历史的多样化轨迹，显示中俄和平共处的深厚渊源
在三边关系里的中俄合作，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回顾有关地区近代史发展，学界至少认为有三种模式。主流的观点以欧洲为中心，欧洲的发展带动了全世界。第二种看法，存在着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朝贡体制”。中国几千年文明的辐射，使得周边地区地区维持了长期的稳定。
而若干年来专攻欧亚地区的“内亚学派”的兴起，则强调在欧洲和东亚之外还有一个轴心：蒙元帝国在欧亚大陆扩张所造成大陆枢纽部位的政治格局，及大陆东西两侧激发起的后续政治变迁。1689年，作为蒙元帝国的两个主要后继者，清朝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签定的《尼布楚条约》，不仅是中俄双边关系上第一个平等条约，至少确保了在19世纪后期沙俄大规模地向中国进行扩张之前，近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开创了一段既不同于东亚地区原有传统，也不同于西欧民族国家体系的新的国际局面：这两个帝国都是中央集权制度，但这两个专制政权不同程度上学习和吸收西方，彼得大帝大规模模仿西方体制，而康熙对于西方文化的关注也令人印象深刻。
所以，今年在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值得关注中俄的共处合作有着这样深远的历史背景。
中美俄互动四大特征：长期影响和制约各自内政外交
中美俄之间互动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能级非对称、冲突易发生、力量宜均衡、合作有可能”的结构性特征，将会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影响和制约各自的对外战略和内部发展态势。
经济上能级不对称，首先在于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力量总体上还是超过中俄。从中美俄之间的每一组双边关系来看，中俄、中美之间总体上较为互补，而美俄之间经济关系过于薄弱，贸易额仅为1％左右。中俄2018年双边贸易突破1000亿，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能源价格的一度提升。此外，中俄经贸关系也还是没有摆脱较多依赖能源资源的结构惯性。
政治上呈不太均等的状态，中美俄之间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依然使得三方各呈鼎足之势。美国没有摆脱对中俄的政治偏见。而中俄在改革传统体制，美国朋友有多少改变呢？中俄主张的是意识形态不妨碍双边关系，但美国主流观点是强化意识形态和结盟关系，抗衡中俄。
安全领域来说，中俄背靠背有着广大的空间。但海陆地缘政治的确存在深刻的差异。从乌克兰危机到格鲁吉亚战争，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周边地缘政治复杂性远超过美国所居住的安全岛的环境。这样一种观念之下，很多东西被人为敌对化。相反，由于一半面向海洋，一半面向内陆，是否暗示着中国立场的构建可走一条既跟纯粹的海洋性国家不一样，同时又和纯粹内陆大国也不一样的道路？可以在海陆地缘政治冲突中起调节作用呢？
“能级不对称”下，中方在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关键作为
在“能级不对称”前提下，美国出现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总体不明朗走向将会延续；美俄关系也难以在短时期得以调整。但是2018年的变化表明：事在人为，关键取决于中方能否高屋建瓴、理性务实地调处中、美、俄三边关系。
第一，关于未来国际秩序，值得从理论上和体制机制上加以探讨。
基辛格在新作《世界秩序》中认为，构建世界秩序的关键，一是权力均衡，大国之间互相均衡才能建立国际秩序，二是合法性。但他认为，哪家都有一套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和立场，但是，世界秩序只能有一个。中美俄相互之间有没有一个能够切磋的共同的基础呢？我认为还是存在的。美国关于世界秩序问题早已有过汗牛充栋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权威专家约翰·伊肯贝瑞曾乐观地提出，无论是从世界秩序的时序发展以及它不同的内容谱系来看，百多年来的变化表明，西方体制是逐渐地趋于接受多元化的国际秩序，是朝这个方面在发展。当然，这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伊肯贝瑞著作中说的话。近年来，他与其他学者类似，立场趋于强硬。
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世界秩序问题上，还存在着讨论空间。可以以此为未来的中美俄三边关系发展提供铺垫。中国学界可以通过这一领域的思考和具体研究，深化与各方的沟通。未来世界秩序问题的讨论，有可能成为多样化进程与普遍化进程相互连接的一个空间。
基辛格在新作《世界秩序》中认为，构建世界秩序的关键，一是权力均衡，二是合法性
第二，战略安全领域的三边关系新变化。
美国不光早已退出反导协议，而且正在加速推进退出中导协议，势将引起国际安全秩序的深刻变化。此举第一要务旨在恐吓欧洲，其二为了打压俄罗斯，其三，一定程度上瞄准中国，并且想在中俄之间起到分化作用。中国有必要站在维护国际与地区安全的高度，坚决抵制美国的退出。首先，欧洲不甘心与重陷中导射程下的巨大威胁，俄罗斯不甘心于被美方抛离“中导协议”，美国内部反对军费增长的呼声、包括亚洲地区日韩东盟等方对于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的高度关切，这都表明美国的退出将大大与各方意愿背离。同时，有必要进一步以理服人，中国并不是在美俄巨大核武库同一等级上的核国家；中国有限的核装备目的在于自卫。
另一方面，从长计议，可以从构建未来国际与地区安全秩序的大国责任的高度，以更为建设性的态度和符合和均衡各方利益的安全主张，把无端压力尽可能转化成构建未来（包含控核、非核、废核、无核）新的国际秩序的动力。
第三，次区域形势扑簌迷离，但依然有可能成为未来中、美、俄互动的可选领域。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展，表明了中俄合作的有效性，美国及其盟国实际上还是无法离开中俄共同主张的三阶段方案的基础，中俄合作有必要向中美俄三边深化沟通与合作的方向迈进。无论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是在原有的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中美俄三大国身份乃是未来地区构建的重要保障。
此外，在阿富汗，不光因为特朗普政权难以维持对该地区安全承诺，急于脱身；俄罗斯既想介入，但也因历史教训而有所顾忌；中国在当地有着传统合作关系，应力所能及地为维护当地稳定与发展作出努力。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尝试发展三边对话机制，为次地区的安全稳定寻求出路。
第四，中俄合作有其内生性的深刻动力。
中俄都是处在发展中、转型中的大国。中俄合作有必要更加朝向现代化建设的长期目标。要充分发掘中俄合作的潜能。一方面俄经济发展持续地面临艰难挑战。但另一方面要看到，世界银行等几个国际权威的金融评估机构最近两年俄罗斯宏观经济的评价接连提升。几年前，普京有过豪言壮语，他决心把当时处于124位的俄营商环境要提高到20位以内，这是世界银行的年度指标。从近年来的实际指标看，已经大大跃进到30－40位的区间之内。又比如，普京最近发出的有关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构想，如城市化规划、发展高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国家构想，包括农业与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发展的加速推进，等等。
今年是地区合作年，如何把已有的承诺，转化成切实的合作成果；如何将现有合作项目与上述长远规划呼应，需要做出切实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