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是迄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与任何一个事业相同，CIA的成长和进步是在实践中，特别是通过吸取大量错误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而逐步获得的。1950年CIA对朝鲜战争中中国是否出兵参战做出错误判断，导致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受巨大损失。这是CIA历史上最重大失误之一。
当年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后，CIA对苏联和中国的动向十分关注，广泛搜集了大量情报。从解密档案看，CIA对中国的军事动向有着比较准确的了解，相关情报确认中国军队确有出兵朝鲜的迹象。不过，1950年9月30日，CIA提出两份有关中共高层决策的自相矛盾的报告，一份确认中共高层已做出出兵朝鲜的决策，一份认为中共高层放弃了支援朝鲜。
1950年10月18日，即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正式赴朝参战前一天，CIA又提出一份题为《CIA对涉及美国安全的世界局势的评论》报告。这是朝鲜战争爆发以来，CIA对苏联和中国是否会进行军事干涉的最正式也最重要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CIA对“中共干涉的可能性”做出系统性否定。但也就在这一天，CIA还接到美国驻香港军事联络官的准确军事情报，该情报明确告知18日夜或此后两天内约40万中国军队将入朝参战。
CIA在掌握大量中国军队调动集结准备入朝参战，甚至准确获知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具体时间的情况下，却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和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是CIA后来所总结的情报分析错误所致，即对所掌握信息的意义做出了错误解读。
是什么原因使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对此CIA情报学家揭示的最清楚，即在这个问题上落入了“镜像思维”的认知陷阱。重新研读1950年10月18日CIA的那份报告，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其中主要是三大“镜像思维”。
第一，时机。
当年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在“二战”中赫赫有名的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及美军司令部认为，在北朝鲜军队将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压缩在半岛南端釜山一带时，以及美军在仁川登陆时，是中国进行军事干预的最佳时机。仁川登陆后，美军一举击溃北朝鲜军队。这时，“中国人的干涉原本可以扭转军事形势进而使共产党在朝鲜彻底获胜的机会不复存在。”在多份报告中，美方甚至声称，朝鲜半岛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个观念从始至终顽固地影响着CIA的分析判断。
第二，优势。
当年美军及联合国军具有对中国军队的巨大战场优势，特别是在美军仁川登陆横扫北朝鲜，完全占有了战略主动的情况下，没有空军的中国军队在理论上完全不是美军的对手。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总统说：“中国在满洲的兵力有30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可能不到10至12.5万人，跨过鸭绿江的可能只有5至6万人。他们没有空军。由于我们在朝鲜拥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南下到平壤，那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大规模屠杀。”CIA坚信，没有空军的中国军队面对立足已稳的美军完全没有取胜可能，所以一直不相信中国军队会冒险参战。
第三，“损害中国的总体利益”。
CIA全面系统地分析评估了年轻的新中国，认为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放台湾等，出兵朝鲜与中国的总体利益不符。在10月18日报告中，CIA分析：“中共十分清楚，至少在东西方之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和美国的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不仅损害中国的总体利益，而且破坏其国内计划和北平政权的稳定。”
上述三条认知是CIA研判情报以及中国动向的前提性、基础性观念，这些预设的观念最终演化成了分析判断的“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筒视”了CIA的思维，CIA的分析师们眼睛里看到没能超出基于上述判断的认知范围，他们是在看一面遮蔽了他们视线的镜子，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预先提供的。
镜像思维设定的认知偏见是十分顽固和可怕的，即使是最智慧的人也会被废掉。
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中国大规模出兵朝鲜参战之初，美军不断俘虏到中国军人，搞清了中国入朝军队的番号。但在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并被美军俘获的事实面前，CIA居然仍不相信中国已经出兵，竟然怀疑被俘军人的口供，并对此做出符合自己“镜像思维”逻辑的解释。1950年11月3日，CIA在评估报告中说：
“这些迹象表明，他们决定在鸭绿江南岸建立一条‘警戒线’。尽管我们尚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共在苏联的指示下不顾一切地干涉朝鲜，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似乎就是确保满洲边境地区的安全，同时确保电力由至关重要的水丰发电厂继续输送至满洲的工业部门。”
见识了镜像思维的固执和可怕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镜像思维的一个特质，正如大卫·杰里迈亚所说：镜像思维是一种“所有人都像我们这么想”的思维模式。1950年被镜像思维误导的CIA，一直在用以往的、通行的、一般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比如以往的军事经验、军事理论。
镜像思维是社会科学研究、政治科学研究工作中首先要警惕，首先要排除的认知陷阱。克服镜像思维的根本方法是要排除自己的主观意志，尽可能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尤其是在研究国外政策、国际关系中，应该像霍耶尔说的：
“要从外国领导人的角度出发去审视其面对的各种选择，分析人员必须准确理解其价值观、设想，甚至他们的认知错误和理解错误。没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有关外国领导人当前及未来决策的解释和预测可能就是基于不充分证据之上的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