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御风资本董事长、万通集团创始人 冯仑
1、伤痕、解冻与希望
1978年2月，春节过后的一天，云低气晦，太阳无力但有些温度，我张望着走进西北大学。
在报到的地方，我见到很多「来路非常奇怪」的同学：有十八九岁，和我一样大的，也有三十多岁甚至带着孩子的；有来自农村穿着黑棉袄的，也有穿着军装的……
和这样一群个性迥异的人一起报到，并且即将要成为同学，我感觉到有些紧张，有些新奇，也有些期待。
记得大家挤在几张纸前面签名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挤进来，报到的老师跟他说签完字要交钱，他手一摆，说：「老师，我哪儿有钱，这条命都是刚捡回来的。」
他瘦瘦的，个子不高，穿着棉袄，腰上还扎着一根绳子，但说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我对这个看起来像农民却说着京腔的同学充满了好奇，就在一边悄悄关注着他。
1970年代的西北大学礼堂广场
后来我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在1974年那个大家已经不那么积极下乡的日子里，他带着一帮人去延安插队，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宣言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
那时候人的积极性超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主动要求去受苦。即使刚刚经历了延安的一场特大洪水，差点被水冲走，他还能坚持读书。
就这样，我开始了文革后第一届（77级）的大学生活。天慢慢暖和起来，人们的心思也逐渐苏醒。
在学校，我听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见到了之前听说但被认为是腐朽堕落甚至是不耻的事情，比如学校里竟然不放革命歌曲，开始放软软绵绵的港台歌曲，我看到那些自信、英俊的同学们在简陋的食堂里兴奋地跳着交际舞。
这些音乐听起来不那么有力量，大家伸着懒腰，走着摇摇晃晃的步子，这种情景似乎缺少了革命时代雄赳赳、气昂昂的激情。
那个年代的校园交谊舞
很快就到了1978年的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也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当时学校的学习、生活氛围，改变了我们学习的焦点和未来要去的地方，也改变了中国这四十年的发展方向。
这个决定就是明确结束革命时代，要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越到后来，人们越觉得这个决定之重要，之正确。因为新的时代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让社会有了秩序和法制，让国际社会开始尊重我们。
当我在西安遥望着北京的时候，这个时代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人们的胆子似乎也变大了，对过去的痛苦有了更多的检讨，也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比如小说《伤痕》、《班主任》，话剧《于无声处》。
这一系列作品检讨了此前文革十年的荒诞日子里因为政治斗争发生过的人与人之间的折磨，重新把社会政治斗争使人性扭曲和对心灵的戕害等苦难生活的记忆倾泄出来。
这段日子，人们不断地检讨，然后释放，把过去埋在心里的不满、痛苦、愤懑都发泄出来。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解冻时期」。其实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前苏联也有一些「解冻文学」。而中国这个时候的「解冻文学」就叫「伤痕文学」。
光伤痕和解冻还不够，我们还要找到方向。于是在学校墙壁的公示栏里出现了很多从北京传来的诗歌，而且作品不断地更换，后来我才知道经常看到的诗歌来自一本叫《今天》的杂志。
北京知青的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写诗、朗诵，也举办活动传播他们的诗歌，这群参与活动的同学也被称为《今天》的文学群体。
那时候，我知道了北岛，知道了《回答》，也被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触动，潜意识里想把旧时代钉在悲剧和耻辱上面。
这期间，星星画派和一些艺术家也开始觉醒，在学校的墙壁上我看到王广义、方力钧等画家的作品，这些都让我们思考，过去的时代到底把我们钉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20多岁的心灵就埋下了这样的思考，也让我认识到开启新时代的必要。
春天里，市面上也变得自由起来，人们偷偷在宿舍里看起之前的「禁书」，公开讨论着青春的问题。当时大家传递着一本《青春心理学》，每天晚上在宿舍轮流读，里面还有性的话题。
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完全不敢想象，我感觉一切从冬天变成了春天，温暖重新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我的内心也散发出更多活力。
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学校里的同学们也变得活跃起来，积极思考，随之出现了一批一批的小团体。
中文系就办了文学刊物《希望》，毕竟我们不能停留在伤痕当中，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追求希望，我们希望什么，想要去哪儿，想看见什么，想和什么人交往，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这一切都凝聚在希望里。
《希望》在校园里流传很广，很大地激励了我，一些很出色的同学，他们当时的表现至今都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希望》的确让我们感觉到要从伤痕和解冻中走出来，让我们觉得今天应该是有希望的今天。当时我所在的经济系也印刻了一本小杂志，叫做《经济初学》。
更重要的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很多大学的经济系都开始通过这种传统油印的刊物交流起关于经济发展的想法。
大学的日子很快在检讨过去、徘徊今天、追求希望中结束了。那是 1982年，知识青年回城让城市的就业压力非常大。着眼于这个问题，我开始用从经济学中学到的点滴，用非传统的方法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个研究也是我当时的毕业论文。
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相继被安排在政府里的经济、党政等各种部门。我考上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那时中央党校是非常神圣的理论殿堂，于是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这件事让我很兴奋，因为曾经只是在中学和大学期间研读过马克思主义，但从来没有想过把研究它作为终身的职业。直到进入党校，真正做的时候才意识到这将是我毕生的工作，而且我还要用它换取一份工资来养活自己。
在那里，我一方面享受着旧体制给予的独特照顾。我记得当时在党校常去的一家叫二十四号的商店里，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小本，可以便宜地买到特供商品，而且出门还有车，食堂里有很好的伙食。
另外一方面，我日复一日地研究着马克思主义，寻找着它与现实相吻合的地方和存在差距的地方。
在这段让我感觉稳定的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突然间改革又出现了一种强劲的声音。
农村改革的呼声过去以后，1984年后开始谈城市改革，1987年又开始谈政治体制改革，我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兴奋，不安于简单地在书斋里看书、研究和思考，更希望与现实中的变化有所联系，所以一毕业就主动要求带职下放，去武汉最底层的生活当中去体验。
于是我去到武汉搪瓷工厂做党办的副主任，之后又去了武汉市经委，在综合处任副处长。
从工厂到经委，我每天都体会着工厂的细微变化，同时每天坚持观察、记录每个细节。比如在工厂里到底是书记说了算还是厂长说了算。工厂书记是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干部，她看我读书看报，每次讨论事情时总是跟我说：「不读书，不看报，照样作报告。」
我发现那就是她一生的工作方式，每次报告只要念几个经典的教条，就可以永远当好这个书记。我当时不以为然。可是她太会讲了，每次让我讲三四条记下后她就可以做报告。
但是我当时依然认为生产痰盂、搪瓷盆这些产品不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而厂长就是这样一个技术干部，大学毕业以后来到这里。我还记得他总跟我讲，「事儿（产品）要做实做透，要学会算账。」
在这种纠结当中，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开始研究改革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
很凑巧，当时又有一批青年理论研究者出现，有武汉的「青年论坛」，也有北京的中青年改革研究、体改所、发改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我自然很积极地去跟这些先进分子联系，参加他们的活动，一如现在创业者的激情。
《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增长的极限》
在这种激情澎湃的思考中，我如饥似渴地看着金观涛编写的《走向未来》丛书，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罗马俱乐部在研究未来，还有「增长的极限」等等这样的新词。
我一下子顿悟，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思考背景。我很受感染，开始积极地给杂志投稿，同时在中青年论坛等论坛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思想解放的那个时期，也有各种经济改革的会议。比如莫干山会议上出现了「价格双轨制」的意见，这对经济改革有很大的影响。之后又有天津会议，京丰宾馆会议等等。
在那次的京丰宾馆会议，我也不满足于只是一个旁听者，最后成为了组委会的副主任，这之后还成为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宣传部长。
就这样，我从学习研究，参与到改革研究的活动中。后来又开始参与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迟福林、李永春几个同学一起编撰一整套政治体制改革的丛书。
1984年莫干山会议合影
那时候我的一位领导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要求：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同时完成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身份转化。
我一下明白原来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照这一要求我不能仅仅是一个书生，也不仅仅是理论的后备人员，而应该真正参与到社会的改革当中。从此我逐渐走到了宽广的社会当中。
在1989年之前的那段激情岁月，我就这样被改革推动着，改革的潮流也把我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改革成了一个在现实中不断探讨答案、推动现实改变并身体力行的年轻人。
被改革以后，我变得更有激情，似乎面前的方向更清晰，道路也更加宽广。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麻烦也更多了，终于有那么一天，我被改到离开往前疾驶的列车，被甩到一个空阔的荒地上，坠落到一个新的海洋里，这个海洋就是市场经济。
我要做的事情也更直接，创办企业，为自己谋生，并且努力不被淹死；我们还要在新的海洋里造一条船，然后继续与陆地上的改革一起被改革、被推动、被前进、被追求希望。
2、下海与上岸
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个事件，中国前进的列车突然急停、转弯、改道。原来在车上的人，随着这次「颠簸」，被从疾驶的列车上踢下来。于是我陷入恍惚、迷茫，停在原地四处张望。
可是要生存，要等待下一个时机，我没有选择地去了一家民营企业讨饭吃。过了几个月，心神落定之后，我又琢磨起自己的发展和前程，想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在这期间，原来在体制内研究改革的伙伴先后出来，要么跟我一样在民营企业打工，要么自己做个小买卖勉强维持生计，也有几人投奔到我所在的民营企业。
在来之前，他们也尝试过好几个事情。最后，我们决定共同办一家万通事务代理所，帮别人解决事情，有点像王朔小说《顽主》中的「三T公司」。
这也是万通的由来，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办。后来，我和王功权、王启富、刘军一起商量，写了章程，拿去注册。遗憾的是，代理事务所没有注册下来。
再后来，在磕磕碰碰中，我们找到了唯一一件能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就是做生意，而且是脱离原来的公司自己做。
于是在1991年，我和刘军、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六个人先后聚到一起，创办了我们自己的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简称「农高投」，这时，我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6岁，就想有一个像桃园三结义一样的仪式，让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把事业做好的信念。
有人提议说写个承诺，还有人提了一个土招数，说喝酒或者杀鸡喝鸡血，盟誓表明决心。后来我觉得喝酒有点老套，毕竟不是在古代，我们也不是没有文化的土匪草莽，最后没有采纳这个方法。大家就在心里发了一个誓，把公司作为我们信念的载体，而且必须一直在一起。我们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做生意初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资本金，一切都靠借款。我们发动所有人出去借钱，从3万、5万、7万、10万、15万、20万、一直借到500万、1800万，直到做完第一个项目才开始赚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了解到，办一个公司，人、钱、项目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
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发誓，要像起初聚在一起一样，一定要把这份事业做好。于是我们把公司的创立日，每年9月13日确定为「反省日」。从那时候到现在将近30年的时间，我们每年都在反省。
第一个「反省日」是1992年的9月13日，我们六个人和所有的员工一起开了两天会，讨论了当时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并记录了下来。
后来由我和功权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通过反省，我们更加明确了在一起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也让我们能够理性地处理商业活动。
我们还把自己的企业文化、使命、价值观浓缩成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后来又浓缩成四个字：「守正出奇」。
尽管我们在主观上很努力地发展万通公司的事业，但仍然有很多缺失和迷茫的地方，比如我们不清楚六个人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江湖关系还是一种怎样的金钱关系。
迷茫的时候，我们经常拿历史故事互相说服，再建立我们的合作模式，比如三国、水浒、太平天国，电影《上海滩》的故事等等。这种方式的确有效，但很辛苦。
1993年，我的好朋友杨小凯从澳洲回来。那时，他在大陆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非常诚恳地问我，「听说你们在做公司，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做的？」我一五一十地跟他讲了讲。
他说：「这很奇怪，中国都没有《公司法》，怎么做公司呢？你的公司虽然叫公司，但你们几个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时怎么签的合同呢？」我说：「我不懂。」
他说：「澳洲有《公司法》，公司里面会有章程说明股东、董事会、经理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分配，如何审计，也有规则说明如何雇人，如何申请破产等等。做公司都是有一套章法的，你们什么都没有，公司怎么办呢？」
我说：「我是真的不知道，现在确实也没有。」在1993年以前创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小凯说的这种环境下开始的，就像水浒一样，以很江湖的方式进入。
在小凯走后不久，国家体改委先是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试行条例》，接着又有了《股份有限公司试行条例》，再之后才真正有了《公司法》。
小凯说过「有了《公司法》之后，一切就知道怎么弄了」，于是我如饥似渴地研究了《公司法》，逐渐把我们的江湖组织向公司靠拢。
简单地说，就是把朋友、哥们变成股东关系，大哥变成董事长，内部的成员不是江湖上的马仔，而是员工。我也弄清了董事会应该如何表决，如何写决议。
到了1996和1997年，我对《公司法》已经很熟悉了，我发现《公司法》中规定的董事会，居然有这么复杂的一套游戏规则。
除了董事会成员的构成，还有关于收购、反收购的技巧，以及在每个阶段董事会和总经理的权限划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是专业的董事长，没做过一天总经理。如果要选一个在职时间最长的董事长，我肯定算一个。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有了《公司法》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颁布的有关市场经济、围绕着公司交易、市场要素和游戏规则的重要法规已经超过250项。
在这250多项中，除了公司法，最重要的法律还有《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物权法》、《商业银行法》、《民法通则》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奥运会的赛场，要想达到奥运会的比赛要求，就必须得设定一套赛场的管理规则。有了这套规则，我们才能从草莽的业余选手逐渐变成职业选手，这个职业选手就叫企业家。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二十五年，我和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都经历了从业余变成职业的过程。
1999年亚信在美国上市，在它融资上市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天使投资人，进一步意识到，资本、技术和创业者之间可以建立一种良好的治理关系。
通过这样的治理关系，可以让拥有技术的人员和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一个定价，拿到定价以后还可以上市变现，这使得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去进取。
直到2000年后，中国的《公司法》才把天使投资和VC等与资本市场有关的规定考虑进去。
有这样的游戏规则，投资人、经理人、股东、团队之间就有了更好的治理结构，资本市场上的制度设计更加完善，监管部门、分析师、交易所之间形成一整套良好的资本市场制度，资本市场的制度反过来通过筛选、淘汰、激励、监督，促使公司的治理更加透明、规范、诚信。
这让监管和效率保持了适度的平衡，也让资本、技术和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得到很好的平衡和协调。
随后进入到现代公司治理阶段，我们这些职业运动员（企业家），不仅可以在国内赛场上比赛，而且可以成为全球竞技场中的选手。正因为有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我们才看到在亚信上市之后，一批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且在全球市场上博弈和竞争。
比如现在的BAT和一大批新型创业公司，从而有了让人震惊又不得不钦佩的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以及在高速成长以后带来的企业竞争力。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一句话叫「下海」，就是从机关、学校、部队等体制内系统转到体制外做生意。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们这些下海的人恐怕就会淹没在大海里，成为传统的草莽英雄，在江湖中打打杀杀之后，归于尘土，烟消云散。
好在有了法律体系的建立，赛场规则和赛道的建立，还有商学院教练员和政府及监管部门的指导，在这样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运行机制体系下，我们能够更明确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
界定好这些关系，企业和市场才能有效运转。说到底，我们在努力处理好这些关系，尤其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关系、企业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处理好这一切的关系，都可以说是市场的自我完善。
这二十五年，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把我们和公有经济的关系，从一个纠结的关系变成了顺畅的关系。在《公司法》颁布前的那段时间，应该说是最纠结的一段关系，民营企业和公有经济的关系非常对立。
很多人认为私有经济的出现，一定会导致公有经济瓦解，从而导致基本制度的倾覆。虽然现在还有人这样认为，但大多数人逐渐被民营经济发展的事实教育和影响，普遍认为是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关系。
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这种关系才被正式确立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合经济是未来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民营经济的从业者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这样的政策宣示和制度上的主张，表明了民营企业和公有企业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十八大以来，中央二十五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在保护产权的基本法律制度方面，更加强调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不仅是交叉的关系，更应该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平行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国有经济为主；在民生经济和科技创新领域，民营企业为主。
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努力，民营经济和公有经济的关系终于被厘定清楚，由初期的对立、替代关系，经历了交叉关系，现在终于被确立成平行关系，也就是大家在各自领域发挥各自优势。
今年两会上，统战部的负责人对民营经济有一个明确的肯定，这个肯定是「四五六七八九」：民营经济用40%的资源，创造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80%的就业岗位以及90%的新增就业岗位。
这样一种准确的描述表明了经过改革，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别好的发展时机，而一旦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赛场规则，就会有一大批职业选手（企业家）快速成长。
我相信，一大批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加上前面讲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一定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上非常成功，而且这也是未来取得持续成功的重要基础。
3、自利与公益
随着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越来越多职业企业家的出现，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些都为财富创造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不难想象，民间财富获得巨大增长后，社会上对于钱，对于利益，对于生活的改善，以及所有能用钱说明自己富裕的事情，都会成为焦点，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矛盾和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和冲突既体现在价值观上，也存在于人际关系中，传统的社会伦理、组织关系与新的市场出现冲突，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关系紧张，体制内的游戏秩序和体制外的游戏秩序也有冲突。
这些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的变革和产生的矛盾，让我和我的伙伴以及周围的很多企业家朋友在运行企业当中，深切感受到很多事情不能不回应，同时也必须自觉地去做。
这时候，王兵提供了一个好的机缘。
2004年初的一天，王兵来找我，他说，「国家已经公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来做？比如每个人拿一百万，共同发起一个基金会。」这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最好的一家基金会——爱佑华夏基金会的缘起。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王兵的倡导和带领下，共同投入到最初的公益慈善事业当中。
爱佑初期，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做，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必须要去做。这个重要不光是对别人、对社会，对我们自己其实也重要。它会改变我们对生意经营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也让我们把自己摆在利益相关者当中的正确位置上。
2012.01-2013.12，冯仑担任阿拉善SEE第四任会长
这之后不久，在刘晓光的倡导下，我们和近百位企业家又一起发起了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阿拉善）。
第一次创办一个生态协会，这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很想知道如何去管理和运行一个环保组织。于是由阿拉善组织，我，还有一些企业家，认认真真地到美国、英国等地考察，学习公益基金的设立、运营、募款的规则。
这一趟访问持续了两个礼拜，我们扎扎实实地访问了美国最知名的慈善机构，才知道资助型的基金会、永久性的基金会和自己运行的基金会有很多分别，也学习了如何管理基金会的庞大资产，如何用职业公益人士，做到每个公益项目的定量化考核等等。
这次的访问经历让我们这些职业运动员（企业家）不仅在赚钱上变得职业，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把企业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利益以及周围相关者的利益协调起来。
我们越来越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凡是优秀的企业，都会对这份事业极其重视，并且会投入很多力量。
后来李连杰创办了壹基金，在他的倡导下，我和马云、马化腾、柳传志等企业家先后加入，逐步把这个最初的救灾组织从一个私募的民间组织改制成国內第一家民间发起的公募基金会。
「5.12大地震」后，为了解决救灾的问题，我们又到日本学习如何抗震救灾。我们慢慢了解到，而且逐渐明确，在经济快速成长当中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必须要使自己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经济成长的大趋势以及民族利益保持一致，同时要照顾到周围的利益相关者。
因为利益相关者离你很近，他或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或是就在社区，或者是你的客户、供应链和社会的某一特定族群。
这期间有一件事，对国内民营企业有相当大的震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美国积极倡导企业家生前把大部分财产捐出来，用来改变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好的地方，从而推动全球人类文明的进步。
他们的倡导在美国做得很顺利，也有很多人响应，其中不乏知名企业家。他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国家，经济成长很快，财富阶层也快速成长，应该积极鼓动中国的企业家做出捐款的承诺。
于是，两位老人家兴冲冲地跑到中国劝诱民营企业家做慈善公益，这种劝诱在媒体上形成了巨大的关注点，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热议。
这样一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被放到一个很囧的位置。不回应呢？好像道德就不够高尚。回应呢？其实民营企业家才刚刚闻到一点钱的味道，刚刚吃到一点肉，马上又让大家都捐出去，大家还是不太理解。
最尴尬的是那些收到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出的参加慈善晚宴邀请的企业家，去或不去都是问题，彼此之间还谨慎地打探。
盖茨基金会在北京北边的庄园里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晚宴，主要由盖茨和巴菲特分享做慈善的感受和体验。晚宴上，我碰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中国企业家，大家做了很多讨论，也会跟盖茨和巴菲特请教，更重要的是一起聆听他们的分享。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盖茨和巴菲特的分享有几点给我印象很深刻。第一点，做公益不一定要苦哈哈，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比尔·盖茨说：「我也没有为了做慈善，不坐飞机，不住自己的大房子，每天在狭窄的地方工作。其实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巴菲特也是这样的观点。当时很多企业家都很关注这个事情，因为媒体和舆论的声音很强硬，甚至有人说，既然你做公益，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飞来飞去。
在谈到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参加晚宴的企业家觉得中国的企业才刚刚开始十几年，如果不集中精力做企业而是做慈善，似乎就有些找不到方向。
这时候，巴菲特提了一个让人容易理解的观点：「做公益什么时候都可以，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开始。我都80岁了，才决定把我大部分钱拿来做公益。」
听到巴菲特这样说，大家终于缓了一口气，似乎得到了权威的背书，只要你决定做，20岁、40岁、50岁、60岁都可以。
第二点，我体会到公益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巴菲特说他之所以把钱给了比尔·盖茨，是因为盖茨最会赚钱。赚钱是企业家的一种能力，这很重要。有了这些钱，他能赚到更多的钱，就可以捐更多。公益资源的使用也非常讲效率，资金的使用更要讲杠杆。
这让我感慨，做公益不光要做一个好事情，好事情还要讲方法；不光要选一个正确的专业机构，而且要用专业人才和专业能力，才能把事情做得完美。
这次晚宴，对中国的民营经济和中国的道德、伦理，对在市场经济下如何激发民营企业、财富创造者、财富拥有者解决社会当中的公共问题，解决利益者相关者提出的问题起到了巨大的正面推动作用。
从那以后，只要企业发展到相对稳定的阶段，一大批企业家都会积极做公益，而且不仅仅是捐一点钱，更多的是捐10亿，甚至是上百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捐款都落在了基金会等专业机构当中。
从爱佑华夏到现在，几乎每天有两个基金会创立，到目前为止有全国已有7000多家公益组织，而且多半都由民间人士创办，原来的公有机构和国有机构在慈善体系中反而不是主流。
我很受鼓舞，一口气参加了十二三个公益组织的创立和运行。除了爱佑华夏、壹基金和阿拉善，我和一些朋友先后创办了故宫文化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等等。
这些基金会的创立，让我在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能够正确地看待企业家和社会的关系，在挣钱的同时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财务资源，合理地安排生活。
作为职业选手，在公益事业的过程中，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宽阔更全面，立足点和出发点更贴近于社会发展的未来导向以及中国全面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轨道。
现在，每年民营企业贡献给社会的慈善基金已经超过1000亿人民币，被公益机构雇佣的人数超过了千万人。这是值得骄傲的一个进步，也是1978年改革以前所想不到的。
过去人们是通过单位、组织得到照顾，现在单位和组织的边界被打开，人与人之间的流动增加，不仅有社会整体福利的照顾，又出现了这七八千个慈善基金运营1000亿的资金和1000万人的互相照顾，从而有效解决社会进步当中暂时出现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爱佑华夏这一个基金会一年能够解决20000例先天性心脏病的贫困儿童。当这个工作持续进行下去，它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心脏病基金会，由此必然会激发和促使政府出面将先天性心脏病纳入整个政府管理的范围，由政府全面出资解决。
就像《我不是药神》引发的全民热议，让总理做出了批示。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民间力量关注解决贫困疾病，最终导致政府出手，全面担负起责任，将使贫困的先天性患儿再无生命之忧，也让家庭增添了欢乐。
这样的故事，在1000万人、7000个公益组织当中每天都在发酵，这就是改革。是中国的文明在不断进步的路上最值得关注和称道的地方。
回过头来看，这四十年来民营经济借由公益组织和公益实践的活动和努力，很好地解决了社会关系的问题。在改革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些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认为挣钱会造成对原有社会关系的破坏、人际关系的对立，会瓦解过去温情脉脉的邻里、同学、朋友关系。
总之，市场经济就像《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商品经济所到之处，无不摧枯拉朽，它是旧社会的一曲挽歌，又是新社会报晓的敲钟人。」
市场经济的确是这样。很多人认为只要大家在市场经济中赚钱，人际关系一定会紧张，甚至会引发冲突，导致社会关系瓦解，但是这7000 多个公益组织，这1000多亿人民币，这1000千万人所做的工作，逐步让大家改变了这个看法，也弥合了社会当中的一些创伤，使社会多了温暖，人与人之间多了一份理解，也使环保等社会公共问题得到重视。
以阿拉善为例，它是全国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有1000位企业家为这个环保机构工作。他们关注的环保议题除了阿拉善的治沙，还有深圳的红树林、湖北武汉的江豚、陕西的秦岭、重庆的长江，以及三江源、淮河、滇池的保护。
在环保的过程中既有自然教育，也涉及项目的具体治理，通过这些大面积的环保推动，使得民间对社会的环保意识和行动有了巨大的提高。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其让人兴奋的改革过程，也是改革的一个成果。
还有一个方面也很重要。在我们的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它将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加深，甚至会使社会瓦解。
起初确实有一些人在担忧这个问题，但是经过公益事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努力，企业家以身作则的表率，主动关注到扶贫工作，无论是马云的乡村教师计划，还是城市对于残障人士和在疾病救治方面的工作，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收入差距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距离，先富带后富，很好地解决了共同发展的问题。
当然，收入差距扩大以后，光靠公益是不够的，还要特别注重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建立一套能够真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均等的制度安排。
如果我们能够有一套公平的竞争机制和人们可以从底层垂直上升的通道，就不是像我们所担忧的那样，形成典型的官一代、官二代、官三代，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星一代、星二代、星三代。
人们缺少公平竞争带来的垂直晋升的机会和通道，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阶层固化，社会就一定会出现对立，从而导致社会的崩溃。所以我们才要打破阶层固化的一切可能性，建立一条通畅的公平上升渠道。只有建立这样一套制度，收入差距的扩大才不至于引起社会的对立和冲突。
第二件事情，是需要一套财富分配的经济政策制度。尤其是在制度制定的过程中，让所有人都能参与，那么即便收入差距大，也不会绝对导致对立的发生。
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突然形成一套制度，你看着别人把大蛋糕拿走，留给你的是稀饭，那你肯定会想到造反。如果说，我们睁着眼睛开会，大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制度和利益分配的规则，只是自己工作不努力，失去了上升的机会，收入比别人少，但是你还是会接受。
收入差距扩大，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的对立和崩溃，如果做好这三件事：第一创造机会均等的上升通道，第二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到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第三建立一套良好的公益慈善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财产再分配的一套游戏规则。
有了这三条，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相反可能还会激发大家对财富创造的动力，提升国家经济和整个民族的竞争力。
这就是我在企业经营和从事公益事业当中的切实感受。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一个烙印，这件事已经深刻地烙在我的身上，我也将为它继续前行下去，直到永远。
4、进退两难时的新解释与新选择
随着改革进入到第四个十年，一方面因为经济成长带来的信心和美好前景给了我们巨大的激励；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增长，客观上也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我把其中的四大矛盾和问题理解为深水区和攻坚克难的重点。
第一个问题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人们对这种差距的扩大能容忍到什么程度，应该如何解决，政府要把它控制在一个怎样的合理范围內？谁都清楚，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些问题，必然会引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个问题是快速成长的经济和以GDP导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污染，使得生态脆弱的地方和整个居住环境遭到破坏。这个巨大的损失，也是时常被批评的重点。
第三个问题是由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政府权力在配置资源的当中起到强有力或者说绝对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政府强势主导为特征，权力寻租往往导致贪腐和社会营商环境的扭曲，一些腐败现象成为社会批评的另一个重点。
第四个问题是在整个深入改革和经济成长过程中，过去的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教条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错位，甚至被现实肢解、被破碎化和庸俗化。于是，意识形态、国民精神和伦理方面出现了混乱、空虚、甚至是缺位的问题。
出现了这四个问题。社会、政府会怎么办呢？而我自己又能怎么办呢？又怎么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做好自己的事，不添乱呢？想归想，但每天天一亮，眼睛一睁，又得去干活。我能做的事还是在公司上班，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生活在继续。早上从开会开始，然后讨论公司内部的业务、管理、战略，以及处理其他一些相关的事情。
吃了午饭，又匆匆去机场，赶到下一个出差的地方。在出差的地方，照例仍然是见一些需要见的合作方、政府方面的人士，还有公司的员工，大家来讨论一些事。
当然，还要吃饭、睡觉。就这样，一天过去了。接下来的一天，可能是再飞去另外一个城市。除了公司的事情，还去参加房地产行业的一些论坛和公益方面的活动。
你看，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面对的改革，面对国家、社会的这么多事，大体上也是要人心安。
这就是当下的我，一个被改革了四十年的我。